空巢一生:中国失独老人调查

2021-02-14 19:17:29  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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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当年,数以亿计的中国父母响应计划生育号召,诞下唯一的孩子,将所有希望寄予其身上。然而,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丧子,造成2000万失独父母。

    有失独者说,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,没有孩子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当他们年老体衰,需要孩子照顾时,不仅孤立无援,甚至连养老院都进不去。在被毫无选择地“计划”之后,国家不是他们的依靠。

    一次上访

    2012年6月5日下午,80多位失独者(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)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的小院内。他们想和计生委的领导见个面,谈一下自己的未来。但领导迟迟不肯露面,计生委的工作人员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,他们在得知上访者所在的省市后打电话给各地计生办,让他们来“接人”。

    当天晚上,拥挤的小院内外一片喧嚣,各地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劝说声和失独者们对峙的声音此起彼伏,路边停着3、4辆警车;最终,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,这80多位失独者在办公室一直坐到第二天下午4点,直到领导同意见面。一个小时后,失独父母中的5个代表和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等工作人员在计生委的8楼会议室里开了一个座谈会。

    会上,失独者们表述了自己的诉求:他们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;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;而最主要的,是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,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,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。

    计生委承诺会在3~4个月内研究出台一个制度框架报国务院,并且答应建立沟通机制。随后双方互留了电话。

    在得到答复后,失独者们离开来访办,回到宾馆,第二天,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带着希望各自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    埋葬了孩子,也埋葬了自己

    笛妈是6月2号早上到的北京。

    在亲戚家休整一天后,次日一早,外甥女陪着她去八达岭陵园看了女儿。作为那5名和计生委领导座谈的代表之一,这已是她第四次来京上访,两年前,她就给计生委递交过诉求,但每次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已经递上去了,然后就不再有下文。

    笛妈的女儿1983年出生,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保研,之后又公派美国读博,2008年5月底,女儿在美国遭遇车祸不幸去世。笛妈说,女儿去世前最常跟她说的话就是:“妈妈,你不要怕,以后家里有我呢……”那年春节,女儿还打来越洋电话给全家人拜年,几个月后,她赶到美国面对的就是冰冷的尸体,捧回来的是一盒骨灰。

    女儿去世一年半以后,笛妈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,几乎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之间的所有来往,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。笛妈说,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,他们这个年纪的人,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,没有孩子,什么都没有了。

    像笛妈这样的家庭,在卫生部发布的《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》统计中,中国每年新增有7.6万个,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,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。

    有关专家推算,1975~2010年出生的2.18亿独生子女中,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。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,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,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。

    笛妈是这些失独家庭的命运缩影。

    笛妈女儿的墓地在八达岭陵园一片幽静的山坡上,墓碑上刻着一家三口的名字,墓碑的右上角还有“永远在一起”五个小字。笛妈说,再过些年,她不知道自己还爬不爬得动这段山路,她今年57岁。

    没有孩子,养老院都不收我们

    潘教授今年75岁了,他是这些失独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。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。如今,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,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。

    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,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,35岁才有孩子;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,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,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。

    潘教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,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。但儿子病发的前一晚,潘教授却鬼使神差的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。2007年2月13日,在准备结婚的新房吃完早饭后不久,小宏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,说自己心脏不舒服。但等潘教授的老伴晨练回来,打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时,已经是早晨9点多钟,他们急忙赶往孩子的住所,救护车来的时候,孩子已经不行了。

    潘教授把儿子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,一直带在身边。现如今,他的手机总是开着,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。

    潘教授的家陈设很简单,客厅里放着一张老两口用来吃饭的餐桌,餐桌正上方的墙壁上,悬挂着儿子的遗像。儿子过世后,老两口卖掉了那套用来给他结婚的房子,把所有儿子的物品搬回了家,放在他从前的卧室里。

    潘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,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,用保鲜膜封装着,在保鲜膜的上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正方形即时贴,上面写着: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。

    孩子去世之后,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,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,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。按照规定,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,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。

    中国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,“独自凄凉无人问”是很适合失独者现状的一个简单描述。 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,是法律,在孤独的时候,失独者不能开口要求国家给予补助。名人、富人、官员等群体超生所上交的罚款属于“社会抚养费”,与失独者毫无关系。失独者能做的只是“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”地渡过漫长岁月。

    2012年5月15日,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《中国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截留挪用时有发生》中披露:每年全国有将近200亿超生罚款。以前,它属于国家秘密;现在,它还是敏感信息。这些钱需要一个合理的去处,而不是整体打包上缴国库后不知所终。如此,才能体现《计划生育法》中所规定的“社会抚养费”的真正价值,也能让失独者们老有所依。

    但显然,潘教授享受不到对等的国家补偿。

   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,潘教授说:“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,你们没有解决;现在我又来谈,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,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……”

    同命人抱团取暖

    大圣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夏南路,京杭大运河西岸。叶儿黄和丈夫老庞就住在寺里。

    叶儿黄比老庞小5岁,文革时老庞被打成反革命,叶儿黄也被下放劳动十年,回城后她四处找人给他平反,到女儿出生时,老庞已经39岁。

    那是计划生育管控最严格的年代,所以尽管老庞攒够了交罚款的钱,打算再生个儿子,但这事被单位知道后,孩子还是被打掉了。

    女儿从学校毕业后,夫妻俩托人给她找了一份厦门航空公司的工作,因为离家远,女儿并不愿意去,但老两口觉得就业形势不好,还是说服女儿去了厦门。

    2007年6月底,女儿突发病毒性脑膜炎,在医院抢救45天后离开了人世。

    老庞是中医,擅长针灸,在镇江一带小有名气。因为给方丈治病的缘故,他说起自己丧女的遭遇。在方丈的劝导之下,他皈依佛门做了居士,方丈在寺内腾出一间房给他当诊室,从此,老庞几乎没有回过家。

    老庞住进寺里不久之后,叶儿黄也在方丈的劝说之下,一起搬了过来。尽管她至今仍然不信佛,但寺院里的环境可以让她的内心得到暂时的平复。

    叶儿黄说,女儿的事是她和老庞之间的禁忌,不能提。但她知道,如果老庞开始不停地抽烟,那就是他想孩子了。

    如今,他们已经在寺里住了4年多,这期间,叶儿黄得了乳腺癌,开了刀,妈妈和妹妹先后去世,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。

    寺里没有电视、网络,吃的也不合她胃口,她更喜欢每天和失独者QQ群里的同命人们聊聊天。目前像这样的QQ群在全国已经有很多个,失独者们每天在群里相互慰藉、抱团取暖,也会时不时地相约一起去旅游。也许只有这种相聚能让他们感受到平等和安慰。

   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消息,目前,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.8的官方公布水平,更低于2.1的人口更替水平。人口红利加速消失、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。鉴于这种现实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建议,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,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。否则,越晚越被动。

    显然,叶儿黄这代老龄失独者已经无法享受到二胎生育政策,她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给她一点经济上的补助,例如,跟计生委申请一间廉租房,那样她既不用回到从前的家中触景伤情,也可以比在寺里生活得更舒服,她说只要能把剩下的几年好好活过去就行了。

    老庞今年70岁,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。他沉默寡言,很少露出笑容,早晨,他在诊室里给慕名而来的人们针灸,空闲时就坐下来抽烟,表情总是很凝重。他说:“你问我还有什么要求,我什么要求也没有,我只想死的时候能痛快一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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